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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最近一月中,重大演变多端:一为美国实行建造两大洋海军,增加海军实力一倍。二为日本入侵安南,使美国立时宣布对华二项借款,废铁全部禁运。三为德、意、日三国同盟,使美国人民更明了此三个侵略者对美之同样仇视。四为十月四日近卫、松冈同样威吓美国之狂论,使美国舆论大愤,使美政F远东各地美侨准备实时撤退,以示决心。五为美国海军部十月五日增调海军后备员三万五千人,使美海军现役员额总数增至二十四万人。六为日本忽变态度,先否认松冈谈话,后又声明近卫谈话亦只是随口答报界的质问,非事先预备之谈话。七为十月八日英国正式宣布十七日滇缅路重开。八为美政F遣送海军新员四千二百,陆军防空炮队千人赴檀香山增防。九为上月国会通过空前之平时兵役法,凡二十一岁至三十五岁之壮丁一千六百余万人均须登记,听候遣送受军事训练。十月十六日为全国壮丁登记之日,亦即全部废铁禁运之日,亦即滇缅路重开之前夕。凡此九事皆在一月内急转直下,使人有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之感。(90)
有鉴及此,苏联的应对方针是,期盼诱导日、德、意三国同盟转变方向,成为日本与美英等国的对决。苏联极力置身于外的态度,自然反映在对华政策上。例如9月29日,蒋介石向斯大林请益,中、苏两国政F应如何面对三国同盟之时,斯却不予响应。(91)
苏联态度的明确化,要等到11月以后。这是因为11月12日苏联外长莫洛 托夫访德谈判不顺,20日匈牙利、23日罗马尼亚、24日斯洛伐克等东欧三国相继加入德、意、日三国同盟体制,德苏战争似已在所难免。
在确知德苏战争已不可避免之后,利用中国牵制日本,乃成为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轴。重开对华军援,便是此一政策下的成果。1940年11月25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往见蒋介石,称其政F已预备飞机、大炮与轻、重机枪及汽油等军械物资,可继续接济。(92)1941年1月16日,苏联驻华武官崔可夫又向蒋介石说明苏联运华武器之种类及数量。(93)
滇缅路的重开,苏联军援的再来,实为中国抗战转机的一大关键。其所扮演的关键意义,可由外交部长王宠惠于1941年3月间在向重庆中央的一项外交报告中,窥得全貌。
在三国同盟未签订前,英、美對日总是采取缓和政策,理由就是恐怕日本跑进德、意集团去。自从三国同盟签订以后,英、美對日缓和政策已完全失败。德、意有所谓欧洲新秩序的建立,日本有所谓大东亚新秩序的建立,将英、美、苏联一起夹在这两个新秩序中间。形势演变至此,从前援助我们的友邦,向来认为欧洲战争与远东战争为两回事者,现已打成一片了。英、美现在不但承认對日缓和之非计,并已承认欧洲的反侵略战争与远东的反侵略战争,实在是整体的一件事。无所谓欧战,亦无所谓远东。所以三国同盟成立后,影响我们的外交形势很好。(94)
三国同盟的成立,也促成了反轴心国集团统一战线的成形;藉此转机,中国的孤立态势得以舒缓。而局势的好转,又拜日本急于推展其南进政策之赐。易言之,亦就是蒋介石不变应万变的“以缓应急”政策发挥成效之所至。
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美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其他地区日军亦四处攻击,美、英与日本互相宣战。中国亦于同日正式對日本、德国宣战。是日起,亚洲战场与欧洲战场已成一体,中国总算走出独立抗日的困境。对于中国总算摆脱独立抗战的窘境,蒋于当日日记如此记载:“抗战政略之成就,至今日已达于顶点,物极必反,居高临危,能不戒惧。”(95)
蒋介石居高思危,展现了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风范。但从其自评“政略之成就”一语观之,蒋志得意满之情绪,也已洋溢于表。中国战场与全世界反法XS主义联机的结果,就是1942年1月1日,中国与美、英、苏等26个国家发布“联合国”宣言,全力对德、意、日轴心国宣战,中国开始列入四强,蒋介石也被推为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备受推崇以外,不仅为抗战打开新的局面,亦为日后的胜利奠基。
五、结论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认为中国绝无法独立收复失土,遂寄望于外交上的舞台。至于具体做法,则因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而有相应的策略。
九一八事变期间,蒋介石标榜“不抵抗政策”,而将事变诉诸国联。国联虽未采取任何具体有效的作为,但蒋并未气馁。盖蒋判断,只要藉由国联的机制,让日本趋于孤立,使中国与国际主流社会接轨,即已达成阶段性目的。至于日本的退出国联,并非蒋预料所及,唯中国从此得致的收获可谓意外丰硕,并更坚定了蒋对国际社会的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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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除了“坚信国联”,“维持九国公约”成为蒋介石的另一项指标。九国公约成员国与国联相似,并未对中国的求援做出任何具体作为。但即使如此,前揭结果并未影响蒋的信念。蒋相信,中国的申诉只要能够加深日本与国际组织的裂痕,逼使日本自绝于国际社会,中国即已达成目的。
及至欧战爆发,因德军兵锋势如破竹,荷、比、法诸国相继沦亡,触动了日本提早施展南进政策的野心。日军的南进,首先造成英法当局为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自动封锁与中国的边界,让中国陷于外援断绝。但即使如此,蒋介石依旧不改其志,反视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为“我所日夕求不得者也”。
日德意三国同盟的成立,促成反轴心国联合战线的成形,也催发了日本南进政策的野心。而日本的南进政策,更逼使美国以禁运石油的方式予以反制。前揭连串相互制衡政策所带来的敌对意识,最终导致珍珠港事变的爆发,使得亚洲战场与欧洲战场连为一体。蒋介石梦寐以求的中国抗战与世界反侵略战争连为一体,成为现实;中国既得以与盟军分头进击及分享资源,中国抗战胜利的基础,实已成功奠下。
注释:
①小倉和夫『吉田茂の自問:敗戦、そして報告書「日本外交の過誤」』、藤原書店、2003年、30—71頁。
②《蒋介石日记》(手稿),1931年9月18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下同。
③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滿州事変』第1卷第2冊、日本外務省、1963年、288頁。
④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滿州事変』第1卷第2冊、305—308頁。
⑤《蒋介石日记》(手稿),1931年9月21日。
⑥《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戴传贤上中央政治会议报告》(1931年12月2日),李云汉编:《国民政F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2年版,第207—208页。
⑦文章发表于1934年12月的《外交评论》,署名为徐道邻。徐为当时国內知名的法律学者,不过文章并不是徐所撰写。这篇文章事实上是蒋介石口述,再由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代为笔录整理成稿。唯以当时政治关系,不便以蒋之名义刊出,故由徐署名。
⑧蒋介石:《中国之命运·附录:敌乎?友乎?》,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4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56—160页。
⑨蒋介石:《中国之命运·附录:敌乎?友乎?》,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4卷,第148页。
⑩蒋介石:《中国之命运·附录:敌乎?友乎?》,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4卷,第160页。
(11)按盟约第11条规定:“凡有战争或有发生战争之虞的情况时,无论是否牵扯到国联的会员国,皆应视为关乎国联之全体利益,国联有责任尽其所能采取适当措施以求维护国际和平。尤其是当有任何会员国汇报此一情况时,秘书处有责任立即召开行政院[会议]。”又“凡有影响国际和平及国际友善之情况出现时,国联会员国皆可基于友谊之名义,提请国联大会或行政院注意”。
(12)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台北,世界书局1968年版,第6—7页。
(13)王纲领:《英、美二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响应》,李云汉编:《国民政F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第696—705页。
(14)例如1931年9月21日英国的《泰晤士报》(The Times)就指称事变发生的背景在于中国政F与民众亟欲否定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既有权益。同年11月2日同报则强调在讨论九一八事变时,不应忘记今日东北的繁荣是来自于日本长期的苦心耕耘。参见The Times, Sep. 21, 1931: Nov. 2, 1931.
(15)俞辛焞『満州事変期の中日外交史研究』、東方書店、1986年、5頁。
(16)Minutes of the Sixty-Fifth Session of the Council, Fourth Meeting, 5:15 p. m., September 25[th], 1931(Geneva), League of Nations Official Journal, 1931, pp. 2284-2285.
(17)全文如下:
行政院:
确认中日两国政F知悉主席对彼等的紧急申诉所做的答复以及所采取的相关措施。
认知日本政F方面对东北没有领土野心声明的重要性。
注意到日本代表的發言内容中,声明日本政F将持续并迅速地将其军队撤出,而相关动作已经开始进行。一旦日本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能得到有效保障,部队将按比例地撤退至铁路区,日本政F井希望能尽速全面实现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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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中国代表声明一旦日本军队撤出占领区,而中国地方行政机构和警察重新恢复后,中国政F将承担铁路区外日本国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保护责任。
确信两国政F急欲避免采取任何可能破坏两国之间和平互信之行动,中日两国代表也确认其各自的政F已保证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防止局势进一步的恶化或扩大。
要求双方尽一切努力恢复正常关系,并为此继续执行并迅速完成上述保证。
要求双方根据局势的发展,提供行政院相关充分的资料。
如没有任何可能必须立即召开会议的意外发生,下次会议将在1931年10月14日星期三于日內瓦举行,以求应付彼时的局势。
授权主席,经向各同僚特别是两关系国代表咨商后,认为无须再行开会时,得取消本院10月14日的会议。
Minutes of the Sixty-Fifth Session of the Council, Seventh Meeting, 4:00 p. m., September 30[th], 1931(Geneva), League of Nations Official Journal, 1931, pp. 2307-2308.
(18)Minutes of the Sixty-Fifth Session of the Council, Third Meeting, 3:30 p. m., September 22[nd], 1931(Geneva), League of Nations Official Journal, 1931, p. 2272.
(19)Minutes of the Sixty-Fifth Session of the Council, Tenth Meeting, 5:30 p. m., October 15[th], 1931(Geneva), League of Nations Official Journal, 1931, p. 2329.
(20)按《非战公约》第2条:“各缔约国同意,在面对冲突争端时,不论性质、缘由,皆不得寻求或采取和平方式以外之手段解决。”
(21)Minutes of the Sixty-Fifth Session of the Council, Fifteenth Meeting, 10:00 a. m., October 24[th], 1931(Geneva), League of Nations Official Journal, 1931, pp. 2354-2357.
(22)按盟约第13条,规定“当会员国间发生争执,而藉由外交手段又无法解决争执时,愿将争端交由国际仲裁或国际司法解决。”
(23)Minutes of the Sixty-Fifth Session of the Council, Twentieth Meeting, 4:30 p. m., December 10[th], 1931(Paris), League of Nations Official Journal, 1931, p. 2378.
(24)按盟约第10条,规定“国联所有成员承诺将尊重维护会员国之间的领土及政治完整,并反对任何形式的外来侵略。如果发生此类情况,或有带来此类情况之威胁和危险出现时,国联行政院有采取适当行动履行义务之责任”。
(25)盟约第15条共有10款,主要內容为会员国间倘若发生有断交之虞的争执时,而又无意交由国际仲裁或国际司法解决时,行政院应负责处理。
(26)《国联行政院第六十六届会议讨论中日案报告》(1932年3月30日),《东省事变国联之决议与措置》,台北,“国史馆”藏,172/1/1059。United States Depra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2; The Far East. Vol. III(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2), p. 363.
(27)按盟约第15条第9款,规定“行政院得依争端国之一方要求,于14日之內将争议移交给大会”。
(28)Minutes of the Sixty-Sixth Session of the Council, Twelfth Meeting, 5:30 p. m., February 19[th], 1932(Geneva), League of Nations Official Journal, 1932, pp. 371-372.
(29)Third Plenary Meeting of the Assembly, 7:45 p. m., March 4[th], 1932(Geneva), Text of the Debates, 1932, v. 1, pp. 43-44.
(30)Fifth Meeting of the General Commission, 3:30 p. m., March 8[th], 1932(Geneva), Text of the Debates, 1932, v. 1, pp. 78-80.
(31)按盟约第15条第3款,规定“倘若行政院能有效解决争端时,应将争端发生的事实缘由及解决方法适时公布”。
(32)Fourth Plenary Meeting of the Assembly, 6:00 p. m., March 11[th], 1932(Geneva), Text of the Debates, 1932, v. 1, p. 89.
(33)Minutes of the Sixty-Ninth Session of the Council, Tenth Meeting, 11:00 a. m., November 28[th], 1932(Geneva), League of Nations Official Journal, 1932, pp. 1932-1933.
(34)Tenth Plenary Meeting of the Assembly, 3:30 p. m., December 6[th], 1932(Geneva), Text of the Debates, 1932, v. 3, pp. 32-40; Eleventh Plenary Meeting of the Assembly, 10:45 a. m., December 7[th], 1932(Geneva), Text of the Debates, 1932, v. 3, pp. 41-55; Thirteenth Plenary Meeting of the Assembly, 10:30 a. m., December 8[th], 1932(Geneva), Text of the Debates, 1932, v. 3, pp. 55-62.
(35)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第370页。
(36)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第372—374页。
(37)按盟约第15条第4款,规定“倘若争议不能顺利解决,则行政院经全数或多数之表决,应缮发报告书说明争议之事实及行政院所认为公允适当之建议”。
(38)Sixteenth Plenary Meeting of the Assembly, 3:30 p. m., February 21[st], 1933(Geneva), Text of the Debates, 1933, v. 4, pp. 11-13.
(39)黄自进:《诉诸国际公论:国际联盟对“九一八事变”的讨论(1931—1933)》,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0期(2010年12月),第183—184页。
(40)臼井勝美『滿洲國と國際連盟』、吉川弘文館、1995年、167—169頁。
(41)《蒋介石日记》(手稿),1932年9月3日。
(42)《蒋介石日记》(手稿),1933年2月25日。
(43)《蒋介石日记》(手稿),1933年2月26日。
(44)雨岩,姓蒋名作宾,时任中华M國驻日公使。季鸾,姓张名炽章,时任《大公报》总编辑。
(45)《蒋介石日记》(手稿),1933年3月14日。
(46)Seventeenth Plenary Meeting of the Assembly, 10:30 a. m., February 24[th], 1933(Geneva), Text of the Debates, 1933, v. 4, pp. 14-23.
(47)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第395—396页。
(48)依小林英夫统计,义勇军于1931年年底时最盛,人数约为17万人,1932年时已降为10万人左右,1933年时只剩2.5万人,到1935午时已不到1万人。参见小林英夫「日本の『滿州』支配と抗日運動」、野澤豐、田中正俊編『講座中國近現代史』第6巻、東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226頁。
(49)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台北,“国史馆”2004年版,第371—372页。
(50)6个师的番号,分别为第二、四、二十五、三十二、五十六、八十三师。见《蒋委员长致林蔚副主任电》,秦孝仪编:《中华M國重要史料初编——對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563页。
(51)3个师的番号为第二、二十五、八十三师。黄杰:《长城作战日记》,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3年版,第166页。
(52)《蒋介石日记》(手稿),1932年12月29日。
(53)《蒋介石日记》(手稿),1933年1月4日。
(54)《蒋介石日记》(手稿),1933年1月27日。
(55)《蒋介石日记》(手稿),1933年3月17日。
(56)西园寺公望乃公卿出身,2岁时已获授公职,19岁时正逢明治开国,就被任命为新潟府知事,颇有独当一面的架势。20岁时辞官职,赴法国留 学。留法10年间,除了成为自由主义信徒外,也促成他回国后积极参与办报以及组织政党等政治启蒙活动。及至1906年及1911年,西园寺公望因身为政友会总裁,先后两次奉命组阁。以56岁荣登总理宝座,兼且总计2年8个月的总理任期,使他在昭和时期,特别是明治开国元勋逐一辞世以后,成为举国仅存的元勋。按日本宪政体制,历届内阁由天皇钦定。不过,在程序上,内阁总理人选是先由元老集团经合议后,转推荐予天皇。而值得注意的是,自1924年6月加藤高明组阁之时起,迄1940年11月辞世,日本所有內阁总理皆由西园寺公望单独提名,再由天皇直接任命。藉此经历,西园寺公望被称为“总理决定人”。
(57)各机构存在时间如下: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1932年9月1日至1935年11月26日;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1933年6月17日至1935年8月29日;行政院驻平办事处,1935年11月26日至1935年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1935年12月18日至1937年8月。
(58)半自主的14省为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宁夏、青海、新疆、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广西、广东;部分为中G军队所有的7省为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安徽、陕西。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台北,晓园出版社1994年版,第759页。
(59)张玉法:《中华M國史稿》,台北,联经出版杜事业公司2001年版,第290—291页。
(60)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第759页。
(61)尾上正男『ソビェト外交史』、有信堂、1969年、237—238頁。
(62)鹿毛達雄「獨ソ軍事協力關係(1919—1933):第一次大戦後のドイツ秘密再軍備の一側面」、『史学雜誌』、74編6号、1965年6月、8—25頁。
(63)鹿毛達雄「獨ソ軍事協力關係(1919—1933):第一次大戦後のドイツ秘密再軍備の一側面」、『史学雑誌』、74編6号、1965年6月、35—38頁。
(64)周文琪、褚良如:《特殊而复杂的课题:GC国际·苏联和中国GC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267页。
(65)明治维新中期,日本的宪政体制因效法德国,故曾有一段较密切的交流,但这些交流仅限于文化层次,参见池井優『增補日本外交史概說』、慶應通信、1982年、179—181頁。
(66)中国對日宣战,时在1941年12月9日,亦即是珍珠港事变后的翌日。至于日本,则自始至终并未向中国宣战。
(67)《顾维钧回忆录》第2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65—466页。
(68)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第20巻 日華事变』、鹿島研究所出版会、1971年、170頁。
(69)日本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日本国際連合協会、1965年、372頁。
(70)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第20巻 日華事变』、172—173頁。
(71)《顾维钧回忆录》第2册,第589页。
(72)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第20巻 日華事变』、175頁。
(73)《徐永昌日记》第4册,1937年11月24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85页。
(74)不过,此一贷款虽已达成初步协议,但因双方对于执行细节仍有争议,使得最后并未落实。《王世杰日记》上,1938年3月14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100页。
(75)张宪文:《中华M國史》第3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7—58页。
(76)蒋介石:《昭示我抗战国策坚定不移》(1939年11月12日),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6卷,第445—446页。
(77)《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9月30日。
(78)蒋介石:《中国抗战与国际形势:说明抗战到底的意义》(1939年11月18日),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6卷,第477页。
(79)例如,1940年国统区15省的稻谷收成,较上年减少20%。唯产米的主要区四川,这年减产53%。重庆稻谷价格指数逐月上涨,战前指数以100为基准,5月份是213,12月份则已高达1004。参见蒋永敬《抗战史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474页。
(80)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影印:《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纪录》第2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476—477版。
(81)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影印:《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纪录》第2册,第478页。
(82)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全党史委员会影印:《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纪录》第2册,第478—479页。
(83)《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6月4日。
(84)蒋介石:《对五届七中全会开会致词》(1940年7月1日),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7卷,第374—378页。
(85)孙哲生为立法院长孙科,王亮畴为外交部长王宠惠,何敬之为军政部长何应钦,孔庸之为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白健生为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白崇禧,张岳军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王世杰日记》上,1940年7月20日,第283页。
(86)《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9月30日。
(87)《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9月28日。
(88)《王宠惠向国防常会外交报告》,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影印:《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纪录》第2册,第370—372页。
(89)五百旗頭真『日本の近代6:戦争·占領·講和』、中央公論新社、2001年、45—47頁。
(90)《驻美胡适大使电》(1940年10月12日),“中华M國”外交问题研究会编:《中日外交史料丛编(4):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66年版,第343页。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台北,综合月刊社1974年版,第720—721页。原电文记为4月12日,吴更正为10月12日。
(91)蒋永敬:《抗战史论》,第487页。
(92)《蒋委员长致驻苏大使邵力子电》(1940年11月25日),秦孝仪主编:《中华M國重要史料初编——對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523页。
(93)其中大要为最新快速中型SB轰炸机100架、最新E—16式驱逐机75架、E—15III式驱逐机75架,以上3种飞机合计250架,附有10次作战用之配备,且E—15III式驱逐机威力最大,射中敌机即可断为两截;76mm口径野炮200门、高射炮50门,计附炮弹30万发;轻机枪800挺、重机枪500挺,子弹1800万发;载重汽车300辆及汽油机等。见《蒋委员长接见苏武官崔可夫谈话记录》(1941年1月16日),秦孝仪主编:《中华M國重要史料初编——對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第526页。
(94)蒋永敬:《抗战史论》,第493页。
(95)周美华编:《蒋介石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7),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第625页。
[顶端] 2018-01-08 17:36 | 1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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