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十九世纪的傍晚，一个穿着西服的年轻人独自走在浸透着古老东方国度气息的街道中，夕阳的余晖透过宁静的树荫洒在他的身上，显得格外温暖。突然，几个身穿传统民族服装、手持利刃的壮汉迎面冲了过来！他们大喊：“你这个穿夷服的国贼！我们今天要替天行道，实行天诛，铲除你们这些夷奴！”接着他们不由分说，一刀砍在了青年的头上，然后是第二刀、第三刀……



　　看到这一描述，你会觉得这既像发生在日本的尊王攘夷运动，又像发生在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因为两者实在太像了。


　　首先是背景相同。两者都是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大背景下兴起的。其次是主张相近。就从口号来看，义和团是“扶清灭洋”，尊攘派是“尊王攘夷”。虽然一个白话一个文言，但其实基本的涵义如出一辙，就是要消灭一切外来事物，恢复西方入侵前的封闭局面。然后是做法类似。义和团攻使馆、烧教堂、杀洋人和“二毛子”的做法是大家熟知的。而尊攘志士们的做法与此也不遑多让。在尊攘运动最高潮的时候，大量尊攘派浪人聚集在京都、江户、大阪等都市，佩着刀在大街小巷活动，看到有宣扬开国或是与夷人、夷物沾着点边的“卖国贼”就一刀砍将过去。除此之外，尊攘志士们也火烧过英国公使馆、袭击过地方政Ｆ，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暗杀行动。


　　可是，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其最终的结局有着天壤之别。义和团运动最后招致了八国联军侵华的“庚子国变”，让中国一度走到了亡国灭种的深渊旁边。而尊攘运动却走向了明治维新，使日本奋发图强，一举从落后挨打的弱国崛起成为世界列强之一。
　　这是为什么呢？本来看上去似乎一模一样的民族主义群众运动，怎么最后就来了个“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呢？ 究其根本，还是两个运动的领导不同。


　　首先是领导层的组成不同。


　　尊攘运动的领导者，多为日本西南各强藩的藩士，具备较高的个人素质和灵活的思维能力。虽然由于长期锁国政策和封建思想的影响，使得他们在接触西方文化初期产生了本能的抗拒情绪，但随着与西方接触的增加，他们都很快认识到一味“攘夷”的不可行，而逐步实现从攘夷向开国的思想转变。


　　而中国的情况则截然不同。除了慈禧太后本人还不能简单的说成是顽固派之外，义和团运动中大部分的高层政Ｆ领导者都是像刚毅、徐桐、载漪、毓贤这样死硬的顽固分子。不要说接受西方的文化和开国的理念，就是连一些明摆着的客观事实他们都拒绝承认。大学士徐桐就曾经有这样的“名言”：“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在这样一批人领导下的群众运动不撞南墙就奇怪了。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个问题。在义和团运动中，维新派人士纷纷走到了群众运动的对立面或是对其避之唯恐不及。这其实是一种很不明智的行为，实际意味着把群众运动的领导权乃至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都拱手让给了顽固分子们。尊攘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领导层的巨大差异并不完全是客观因素的结果，中国维新派人士的不作为也是原因之一。而领导层的这一差异正是两个运动发展方向不同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领导策略的不同。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对尊攘运动有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评论：“攘夷，我们理解就是排外主义，可实际却存在着一掌握政权就立刻停止排外的倾向……（明治政权）为了‘攘夷’与幕府相争，掌握政权后却采取措施，保证与西方各国的贸易、通商和自由往来。

这段话一针见血地说明了明治政权对尊攘运动的态度，即利用其达到动员社会、打击政敌（幕府）、夺取政权的目的，同时小心翼翼地控制运动不要过火，而一旦这一目的实现，就扭转运动的方向，停止攘夷。当然，明治维新并不是某一个人根据某一份事先制定好的计划书来一步步完成的。因此，我们也不好判断是不是从一开始尊攘运动的领导者们就有这样长远的策略谋划。但是，至迟到 1863―1864年的萨英战争（萨摩藩与英国的冲突）与马关战争（长州藩与荷、美、英、法等国的冲突）之后，尊攘运动的主流领导者（萨摩藩和长州藩）就已经认清了现实，思想由攘夷转为了开国。从这两次冲突之后，“尊攘派”就再也没有进行过任何大规模的实质性攘夷行动。然而，这些领导者并没有立刻就此放弃群众运动乃至走到群众运动的对立面去，而是巧妙地一方面继续把炮口对准幕府政权猛轰，另一方面逐渐淡化攘夷的色彩，最终悄无声息的把攘夷改成了倒幕，在倒幕成功后又改成了维新。方向虽然改变了，但“志士”还是志士，他们爱国主义的热情没有变，整个社会动员的效果没有变。整个转变过程自然、流畅、不露痕迹。



　　而中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刚毅、徐桐这些人就不用说了，这些连西班牙的存在都不肯承认的榆木疙瘩自然不可能带领群众运动走上正确的方向。而就是还不算彻底无可救药的慈禧太后，在义和团运动中也完全迷失了方向，更不必谈对义和团运动进行策略性的引导了。慈禧太后启用顽固派和义和团的初衷在于与光绪帝党的权力斗争。且不说其目的是否光彩，单就谋略看，她在挑起群众运动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好好地考虑在实现了政治目的之后如何控制局面、如何善后收场、如何把群众运动的力量由破坏转为建设。当义和团的烈火熊熊燃起的时候，慈禧太后非但没有有效地去引导运动的方向，反而自己被运动所裹挟，导致整个局面完全失控，自己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一个是领导者有目标、有策略地主动引导群众运动的方向，另一个是领导者被群众运动所裹挟，与群众一起迷失了方向，这正是尊攘运动与义和团结局迥异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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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起点，相反的结局，历史给我们上了一堂非常难得的实验课。实验的结果告诉人们，民族主义、群众运动就像熊熊燃烧的大火，蕴藏着巨大的能量，这一能量既可以给人们带来光明，也可以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关键看什么人去用，如何去用。明治政权的领导者是会用火的，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的维新派是不会用火的，他们白白地把火交给了对手，而自己成了历史的看客，眼睁睁瞧着自己的房子被对手放火烧掉；慈禧太后和顽固派们则是玩火的，在点火之前根本没想明白火燃起来之后该怎么办，而玩火者有什么样的下场，大家都很清楚。

实际意味着把群众运动的领导权乃至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都拱手让给了顽固分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