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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灭巴蜀后巴蜀文化变迁的两层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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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两族作为先秦时期西南地区的主体族群,历史悠久。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已经证实了战国以前,巴蜀地区曾经有过自己灿烂和独特的文化,特别是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更是中国早期文化多元存在的明证。不过由于遗存资料有限,对于巴蜀地区早期的文化内容以及变迁过程, 学术界很难准确描述出来,只能做出大致的推断。蒙文通、童恩正先生通过分析《山海经》中的有关内容,认为巴蜀早期地域文化突出表现在两 个方面,一是天文律历学的渊源十分久远,二是古代巴蜀人鬼神信仰浓厚。[1]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将知识归为六艺、诸子、诗赋、兵家、 术数、方技六大类,它们显示的是先秦以来思想和知识世界的实际状态。如果以此标准来概括巴蜀地区商周时期的文化内容,巴蜀地区的思想和 知识大致被涵盖在术数、方技即“方术”的范围之内而少有齐鲁等地六艺、诸子一类学问。蜀人扬雄在《蜀王本纪》记述蜀地早期历史说:“是 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2]这说明,由于巴蜀地区自成一相对隔离的地理单元,文化与中原交流不足,未能充分领受和融入“天 下”风气。从中土定义的“文化”标准来看,巴蜀地区往往被认为是未开化区域,没有什么像样的“文化”。




  秦灭巴蜀后,巴蜀地区被纳入秦国版图。秦廷对巴蜀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结构改造,特别是建立以郡县、官僚、赋税制度为核 心的中央集权政经制度,使得中央朝廷实施在巴蜀地区的有效治“民”成为可能。观察文献和考古资料中有关秦人在巴蜀地区的政治管理和经济 开发活动,我们发现对于巴蜀地区而言,秦人并未将其视为征服地而加以大肆压迫和奴役,而是将该地作为国家的战略后方加以重视,中央集中全 国的人力、物力大力开发以求其富。秦人本尚法,行事多循律令,但对于巴蜀这样的新征服边缘地区,秦人表现出了较为灵活、宽柔的态度。在施 政中因地制宜,法令宽松。①这种中央适度集权、同时又兼顾地方社会发展特点的管理策略,有效地促进了巴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秦政 在蜀地的影响,后世论者常引用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的一段论述:


  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骝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 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从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莫而羊豕夕牲,赠遂兼加,赠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3]


  的确,通过秦中央朝廷长达110年的经营,巴蜀地区一方面来自国家力量的强力同化,另一方面是外来族群的彼此融合,秦地的语言、行为方式、价 值观念、风俗习惯对巴蜀地区产生深刻影响,巴蜀地区与秦地“一体化”的趋势较为明显,②以至于晋人常璩将秦与巴蜀社会风气接近的原因,主 要归结到“染秦化”。常璩的这种认知,构成后人讨论秦汉巴蜀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视角。例如梁启超先生就强调司马错定蜀具有重要意义,认 为蜀人被诸夏之化,即以此为始。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过分关注“秦化”的影响,比较容易忽略秦蜀文化二者互动的层面,在认识上有绝对化、简单化的缺陷。王子今先生在讨论蜀 人对秦文化的认同这一问题时,特别举出蜀人尊崇李冰这位秦人为神的例子,来证明蜀人价值观念中对秦文化某些成份的认同。[5]不过我们注意 到,李冰虽为蜀郡守,但并不是完全以一位外来征服者的姿态来治蜀的,相反他对蜀文化还持有尊重和顺应的态度,这在李冰治水活动中表现得特 别明显。例如《华阳国志·蜀志》载李冰“外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并在都江堰渠首立三石人,“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罗开玉 先生认为,李冰以石牛、石人为镇水神,均与古代蜀人有崇拜大石、崖石以及以牛为神的宗教意识有关。[6]
[顶端] 2018-01-12 19:43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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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罗开玉先生的分析,可为我们认识秦蜀文化交流互动提供有益的帮助。的确,由于巴蜀的衰亡并不是自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衰亡,而是在外来 压力和打击下的猝然中断,因此,其自身地域性文化传统并未完全断裂,仍然顽强地存在于社会各个层面。当蜀国被秦军事征服以后,该地区鬼神 崇拜等原始信仰继续发展,并以民间信仰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作为地方首长的李冰在治水时所不能完全忽视的。


  春秋以来,封建制逐渐解体,郡县制已经开始形成。伴随郡县制在巴蜀地区的推行,与之有关的一套官僚机构逐渐实行。郡县各级官吏或由国君任 命,或由郡县长官自行安排,形成较为完整的地方官僚体系。④在这一体系里,郡县首长的日常政务直接对国君负责,权力集中于国君之手。近在 民众眼前的地方官吏,承担起了君王赋予的行政责任,保证君主的政令能够直达到每一编户。


  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官僚体系,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功能。它的使命之一,便是要强化民众对君王以及王朝的政治认同和归属感。秦征服巴蜀之后, 巴蜀民众对秦王朝的政治归属感多是由秦王朝营造和主导的。例如《华阳国志·蜀志》载:“成都县本治赤里街, (张)若徙置少城内。营广府舍 ,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阕,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张若在修建成都城时,成都城营造格局“与咸阳同制”,即是将秦核心地区的空 间模式实施于蜀,这不仅表现出秦对蜀地的高度重视,而且更希望自己国家中央的影响,时刻传达到巴蜀民众的心目之中。成都北门被命为“咸阳 门”,也是一个表明“中央”明显在场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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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后人有关李冰治水事迹的描述中,我们可看出,李冰作为当时的地方长官,为了能够影响蜀地民众,在治水活动中,李冰甚至很大程度上具有民间 巫者的职能,采取多种民间仪式沟通天地人神来推动治水。⑤这些作法易为当地土著所接受,能有效推动民众对其治水活动的认可和参与。这在 一定程度上说明,存在于蜀地一般民众中的民间信仰,也成为李冰这类统治阶层人士所关心的问题。巴蜀地区官方和民间在这些活动中彼此交换 、混同若干习俗观念,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让彼此都能接受的文化观念体系。


  李冰治水的表现,大体反映了战国后期秦国官吏行事的某些特点。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一批秦简,这批竹简反映的是秦昭王末年 到秦始皇三十年之间秦国的社会状况。其中的《语书》是秦王政二十年(前227年)四月初二日,秦国南郡郡守腾向本郡各县、道发布的一篇通告, 语及秦法令与原楚人乡俗的矛盾与抵触。文中说:“古者,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是以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 去其邪僻,除其恶俗。凡法律令者,以教道民,去其淫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之于为善翳也。”[7]从文中可见,秦统治者已经意识到律法与乡俗的矛 盾,但其解决矛盾的方法是用严酷的刑法推行法令,铲除乡俗。需要注意的是,与《语书》同时出土的还有《日书》甲乙两种本子。《日书》是当 时指导民众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如何趋吉避凶的知识读本,涉及到农耕饲养、营造维修、春秋祭祀、天文地理、四时阴阳、居官为宦等多方面的内 容。⑧《日书》在秦地方官吏墓中出现,说明秦时官吏在日常行政中,不仅要根据政F律令治民,而且要具有应酬民间庶务的知识和能力。因此, 结合这些秦简的内容来观察李冰的活动,我们发现李冰在治蜀活动中能够辨正风俗,着意了解蜀地的风俗习惯和民众的信仰,但他没有采取強硬措 施推行秦法来抑制地方风俗,而是对其有所顺应和采用。由于李冰能够尊重和接纳蜀地本土文化传统,融入当地社会并且能造福一方,因此更能得 到蜀人的认可,被蜀人长久崇敬。
[顶端] 2018-01-12 19:43 |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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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李冰的治水活动,我们可看出秦人在政治上统治巴蜀地区后,也希望追求风俗文化上的一统与融合。不过,秦本为戎狄之属,风俗尚武,禁学愚 民,不重学术,秦本土文化一直未能发展起来。战国以后,秦国文化制度凡所兴建,多从东方移植,但只视为致国富强之捷径。[8]秦统一全国后,虽 然有一统车书和整齐法律等措施,但只是在制度层面上解决了问题,由于区域文化差异和底层民间社会的多元复杂性,在思想文化方面并没有实现 全国真正的一统。具体到巴蜀地区而言,由于历史传统和秦人禁学愚民现实政策的影响,巴蜀地区所得于秦的,除经济而外,在文化方面也不过是 医卜之类。巴蜀民众很难完全接受《诗》、《书》、百家语这些没有本土文化根基的知识内容。广泛存在于巴蜀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知识和思想, 还是以各种鬼神信仰崇拜和实用方术内容为主。




  值得留意的是,随着“中央”政治力量的深入,以及移民和经济开发等活动的进展,巴蜀在文化传统、生活习俗乃至社会意识诸方面都吸收不少中 原文化的内容。特别是巴蜀地区的知识精英阶层,由于他们所掌握的“地方性知识”难以获得“主流”文化的认同,因此他们更多以中原文化宣 传者和阐释者的角色自任,把与中原文化接轨作为自身努力的目标。在他们的努力之下,秦汉时代的史家把巴蜀的先祖与黄帝等古帝王联系起来, 建立彼此间的渊源关系,例如说黄帝子孙封于蜀,周代宗姬封于巴,等等。巴蜀古史体系被精心建构起来,巴蜀地区与中原有了一致的历史文化认 同。这一点,以司马迁的认识最为突出,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司马迁把夜郎、昆明等部族记为“巴蜀西南外蛮夷”,十分明确地指出巴蜀 已由“蛮夷”之地,变成为“诸夏”。[9]对于战国以来史家构建的巴蜀古史体系,顾颉刚先生曾做过系统批判。[10]而产生这一现象背后,我们 要看到秦汉以来“中央”所倡导的“大一统”理念带来的深刻影响。
[顶端] 2018-01-12 19:45 | 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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